79雷电交加8
回家的气氛，并不算很轻松。刘伶伶也看出我的不快活，说，坚冰，我们去喝一杯吧。
我闻言精神微微一振，想了想，说，干脆到我家去吧，这么多天，我们也没好好喝一杯。伶伶，我在你家，还是有点儿不自在的。
刘伶伶轻叹，说，我知道。其实，你不用这样在意的。我相信你能够找到合适你的位置。
她说着，轻轻用手环着我的腰，脸贴在我后背上。
气温虽然高，但夜风吹拂，这种凉爽和惬意，也足以让人心魂俱醉的。
我们在镇上买了东西，就直接回我家。到家后，妈妈告诉我文龙他们夫妻刚走。
朋友不多，同学也就这么一个。我想打电话给他，再叫他来。但是伶伶止住我，说，坚冰，今晚就我们两个，好吗？
我们把啤酒放在凉水里镇着，虽然不是能起到冰箱作用，但绝对是有效的。然后就先去打电话。
伶伶打电话回家，告诉家里今晚不回去了。电话里那头应该是她妈妈，她说得比较简略，但也提及了今晚的事情。
挂了电话后，我忽然来了冲动，说，我现在就给我老师打电话。你先去看会儿电视，好吗？
她取笑，说，怎么，和你老师还有悄悄话啊？
我说，不是啦，但是和老师说话，你在，我还是不自在的。
她倒也没坚持。
我深呼吸，拨通了庄老师的电话。
石康：
从作家淡泊名利说起一20050标签：作家名利道德水平毛姆真话中国文化
在中国，有人认为成功的作家应走这样一条路，先，他应是一个社会的道德榜样，接着，他还要写出一些受欢迎的作品，再接着，当社会用一些名声与利益来奖励他的工作时，他应当对于那些奖励报之以淡迫的态度，这个态度的具体表现即是，要么，他视名利如粪土，拒不接受，要么，他悄悄接受，然后避而不谈，前者令常人无法理解，后者虚伪。
在有些人眼中，作家为名利而写作，即与妓女为钱买淫一样令人不齿——然而他们很难解释，妓女为何买淫才能令他们赞赏。
我认为这种观点非常扭曲，读者们接受了，会使他们只注意作家的个人品质，而不在意作家的作品是否有价值，作家们听到了，会使他们的写作目标自相矛盾，写作态度无法摆正。
社会之所以对作家有这种态度，只是因为社会缺乏有关作家的信息，他们即不了解作家的工作，也不了解作家作为社会个体的实际情况。
毛姆曾说，作家写出作品，犹如刚生下宝宝的产妇，你可以抱一抱她刚生下的小宝宝，亲一亲，却不能掀开产妇的被子，察看里面的血污。
我以为，毛姆的话讲清了作家与他的作品的关系，作家为了写出作品，历尽旁人无法得知的辛苦，作家的道德水准与他的作品价值并无关系，道德水平高的作家并不一定能写出很好的作品，道德水平低的作家也有机会写出伟大的作品。写得好与坏，取决于作家的写作天才与运气，与他的道德水平并无太大关系。
也许世界上只有中国这一个国家在理论上要求作家是一个高尚的人，而现实中，中国作家中能够讲几句真话的人都不多，理论与现实在中国出现惊人的脱节。
在中国，除了收税者，其它各行各业都可名正言顺地或为名或为利而工作，只有作家不行，这本身是对于作家的一种歧视。形成这种观点的历史原因十分复杂，但我以为读者对于书本的信息太少是根本原因之一。读者读得少，会对于书本背后的作者缺乏了解，他们很难理解作家要写出一本好书来是多么的困难，我相信，若是我在决定投身写作之前，对于当一名中国作有稍多一点的信息，我此生决计不会想去当一名作家，我更不会为当好一名作家投入太多精力与时间。
理论上，去写作，去讲实话本是一个非常简单且容易的事情，但在中国却极难实现，我平时随手翻翻茅以轼、谢国忠、任志强、王石等人的博客就忍不住叹气，那些谩骂者对于真话简直就是仇恨，可气的是，那些讲真话的人往往是面对他们而讲——我奇怪这些人为何留在这个不欢迎他们的国家里，为那些骂他们的人而奋斗，真叫我觉得我们的社会最大的问题不是不公平，而是裸的狭隘与愚蠢。在狭隘与愚蠢的气氛下，没有任何道理可讲，只有的暴力与欺骗具有效率。
只有教育可改变狭隘与愚蠢，但教育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面对中国现实，那么多年过去了，我们仍像面对一座黑暗的大山而找不到出路：是花去几代人的时间愚公移山？还是能离开的人先翻山而去？
这是一个问题。
79雷电交加8-2
庄老师家的电话并没有人接。我想了想，记得她给我手机号，又找出来，重新按了一次。
这回通了，但也被挂掉了。
她应该还是在省城。
她应该会回打过来。
我坐在床沿，脑子也不知道想些什么。
过了大概一分钟，电话铃响起来，我拿起来，说：喂。
那头问：刚才是谁打我电话？
我的心还是凉了一下，鼓足勇气说，庄老师，是我，坚冰。
哦。庄老师在那边压低了声音，问，是坚冰啊，我刚才没注意看你的号码？这是你家的号码吗？
我说，是啊。
她说，那我记下了。
我问，庄老师，孩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