能倒下，但因为被矫形器固定着，偏偏又倒不下。那滋味别提有多难受，双腿的每一处肌肉都在绷着劲，每一条韧带都被拉扯，酸得都快能挤出醋来。
我以前从来没觉得站立是一件这么痛苦的事情。
站到7分钟的时候我实在是坚持不住了，两条腿都在剧烈地抖，俞衡终于肯放我下来，让我坐在轮椅上，但还是没有给我拆掉矫形器，轻拍我的腿帮我放松肌肉。
他又瞅了瞅我的左手，问我道：“感觉有影响吗？”
我摇头。
“尽量别太使劲了，重心放右手上。要不我给你想个法子，只让你右手用力？”
“没那么夸张吧？只是支撑一下。”
“嗯……那你自己注意，如果疼了立马停下。”
他站起身，再次把我从轮椅上架起来，放上双杠：“继续。”
靠，还来啊。
“才站了七分钟你就坚持不住，那你以后怎么练习走路？你首先得能站稳了，才能迈出步子。站都站不稳，以后想用爬的？”
……能别这么损我吗？
莫不是跟冯深混多了，继承了他的毒舌功？
我翻了个白眼，可惜俞衡在我身后，看不到。
“自己去尝试锁住膝盖，不要只依靠器具给你的力量。”
“……好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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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天起我就开始练习站立，从一开始的七分钟，到十七分钟，到二十七分钟。我也不知道那段时间我到底经受了多少小时的站立训练，从双杠上下来，还要继续锻炼膝关节、踝关节，增加屈伸的幅度，以增强对关节的控制能力。
等能够屈伸的幅度差不多了，他又开始让我躺平，按住我的脚腕，让我抵抗他的力量进行屈膝。他的力量有多大，我的腿力量有多大，这中间差的可真不是一星半点。
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是大汗淋漓，又赶上夏天，开空调都不管用。晚上几乎是一沾着枕头就能睡死过去，连起夜都省了。
后来慢慢地可以控制住膝盖，俞衡就把矫形器给我下了，或者只穿脚踝部分的，让我自己练习站立。
刚一开始经常膝盖打软，随时觉得自己要摔倒，也确实摔过几次，不过地上铺着垫子，倒也摔不疼。但他坚决不肯来扶我，一旦我摔倒了，就必须自己站起来，直接站实在起不来，我就只能先爬到轮椅上，再通过轮椅站起身。
摔了几次我就知道站起来有多吃力，索性以后尽量不要去摔倒，拼命地控制自己的膝盖，大腿肌肉紧紧绷住，再酸再疼也绝不松懈。
随着腿部肌肉力量的增强，我也慢慢能抵抗住他的力量进行屈膝。有一次实在拼得狠了，直接把整条腿都从他手里抽了回来，还为了报复他这段时间对我近乎严苛的训练，泄愤地踢了他一脚。
……结果被他抓住脚腕挠了半天脚心，只挠得我连连求饶。
膝盖能够锁住，膝踝关节也能自如屈伸，再练习走路就容易得多了。但俞衡对我的步态也要求得十分严格，不准我歪歪斜斜，或者内八字。他又给我戴上矫形器，把膝、踝关节的屈伸都锁定在一定的幅度内，整条腿都必须在同一个纵面里移动。
等我适应了这种行走的姿势，他才给我卸掉器具，让我自己扶着双杠行走。
……又免不了摔倒，再爬起来，再摔倒，再爬起。
我估计婴儿学走路都没我这么艰难。
听起来或许只是寥寥数语，但实际上，我从刚开始练习站立，到能够在平地内自如行走，又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。
这一年里俞衡还是继续在中医院学习，虽说是学习，但我看也就算半个医生，工资又涨了两次，差不多是正常水平了。
不，不是我给他涨的，是医院。
入秋的时候他让陈教授给我开了些中药，调理一下`身体，也养一养肾脏。
但尽管这样，我的肾还是在慢慢地衰竭，二月份的时候，五天一次透析就已经很难维持住了，最后一天会很难受，乏力、食欲下降，或者别的什么。俞衡不忍心让我难受，而且这样对身体也不好，就跟冯深商量，把频率提高到了四天一次。
起初我还是有些抵触，但冯深说我能够保持五天的频率保持一年多，已经相当不容易了，让我别要求那么高。我自己也同时发现，频率提高以后身体会舒服很多，就也释然了。
反正总有一天我会变得和其他病友一样，一周三次，跑不了的。
只不过是时间问题。
虽然肾越来越不好了，但腿慢慢变好，能够走路的慰藉要远大于增加透析次数对我的伤害。大概还有一方支撑着我，我就不会倒下。
第一次让俞衡扶着，走进透析室的时候，所有的护士都以非常惊诧的眼光看我。正好那天付迁也刚把他父亲送来，一看见我，差点把眼珠子都瞪出来。
其实我不太愿意自己走着去，我怕护士一知道我不瘫了，能走了，就不让俞衡陪我了。
不过好在她们也都习惯俞衡来陪我，并没有要赶走他的意思。
……谁让俞衡长得帅呢。
戒指还在我俩手上好好地戴着，只有他偶尔回家的时候，才会摘下来。
我以为我的生活就会一直这样按部就班地进行下去。
这天是个清明，俞衡说要去给他母亲扫墓，我没拦着，差点说你顺便给我父亲也扫扫，一想人家又不认识我父亲，也不知道我父亲墓在哪，八成都不是一个墓园。
我一个人在家，